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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7-06 20:04:52

                                                          美国媒体指责他传递出文化战争的信号,并且抨击他所发表的是以巩固白人支持者基本盘为目的的“竞选演讲”,是为了取悦部分选民而对另一部分美国人的刻意冒犯。批评者指责总统没有面向全体美国人讲话,更没有为弥合分歧做出努力。分析认为, 特朗普在把制造更大的分裂作为胜选连任的赌注。

                                                          文章作者: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 徐泽 第一排为主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骆惠宁(左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右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左一)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右一);第二排(左起)为警务处副处长(国家安全)刘赐蕙、海关关长邓以海、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入境事务处处长区嘉宏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

                                                          第三,香港司法独立不能作任意解释。

                                                          李前大法官为他的观点列出三个理由。其一,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应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决定审理涉及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不受行政机关干预;其二,行政长官缺乏挑选法官时所需的经验和专长;其三,行政长官作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不适宜独自挑选指定法官。这三个理由看似有些道理。可是它符合基本法规定的特区政治体制吗?答案是:不符合!理由如下:

                                                          美国今年的国庆节的确不同寻常,老胡做个简要梳理。首先,这个超级大国在新冠肺炎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中成为了最不堪一击的国家之一,其控制疫情的能力和对人道主义的坚守都落到了人类社会的下限。 无论美国政府怎么解释这一切,这都会严重侵蚀美国国民的自豪感和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国的尊重。

                                                          其次,如今的美国正在被一种激进政治文化劫持,失去了超级大国制定政策的从容和稳健。美国对外不再注重运用自己的感召力,而几乎在所有方向上推行强制力。

                                                          最近,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国安法发表了他的看法,主要认为,该法规定的由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会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随即,呼应此一观点的声音在香港大律师公会,在某些学者乃至某些立法会议员当中陆续发出。看来,李前大法官的观点有其代表性。对这样一个涉及违反香港基本法的严重指控,我们不能不依据基本法作出回答。

                                                          实际上,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由行政长官或国家元首选任法官,或由行政机关为专门法庭指派法官是常见做法。美国所有联邦法官均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总统任命。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是经由司法部长向法律界人士做详细调查和咨询后,由总理提名。新加坡于2015年成立的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是总统委任的。法国国家安全法院通常由政府指派1名审判长、2名法官和1名将军级或校级军官组成。尽管我们并不认为拿某个国家的体制来说明香港的体制是适当的,而且我们也相信李前大法官不会不知道这些,但列举在此,便于大家理解行政长官指定法官是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的说法无法成立。

                                                          按照李前大法官的说法,如果行政长官仅是一个行政机关的首长,或许可以成立,可问题在于行政长官不只是行政机关的首长,更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所担负的责任决定了行政长官是特区执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其被赋予的职权中就包括任命法官。而国安法规定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难道不属于行政长官的职权范围吗?那么,李前大法官为什么会认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呢?是他看不懂基本法吗?恐怕不是!而是他通过判例建立了香港法院的宪法性管辖权,也就是违宪审查权,努力营造“司法独大”、“司法至上”,硬是把行政长官视为只是行政机关首长,他才能得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的看法。这也正是长期以来,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对特区政治体制的错误理解,即把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扭曲为“三权分立”体制的主要原因所在。对此,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指出,“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制度设计!也不可能是!这是由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所决定的。早在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明确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不能搞“三权分立”。这是设计特区政治体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就是重要的立法原意。如果正确地理解行政长官的法定地位和权责,就不可能得出李前大法官的观点。

                                                          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已经接近临界点,这对美国的基本价值构架形成强大压力,“主流”的概念在嬗变。 美国处在一个泛十字路口:是顺应这种变化不断修正原有的主流价值体系,还是坚持白人+基督教+英语的传统主流国家认同呢?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摆动是难免的,而每一次摆动都可能是痛苦的。